林發立 Fali Lin｜娛樂法、AI法律 與 科技法務

一、控制權：從商標到音樂 在娛樂產業裡，團名商標當然重要。商業代言、授權合作、平台上架與各種對外交易，經常都先從團名開始。商標往往是市場辨識的第一線，也是品牌管理最直接的工具。 但真正讓粉絲產生情感連結、長期累積共感的，通常不是商標本身，而是音樂。 粉絲先熟悉一首歌，那個聲音與特定藝人、團體形象連在一起，最後才發展成可以被代言、授權與各種商業合作承接的市場價值。從音樂到藝人，再到品牌變現，這其實就是娛樂產業非常典型的產業化路徑。 因此，除了團名商標之外，另一個更重要、也更長尾的 IP，往往就是音樂，也就是著作權。團名控制的是識別與品牌，著作權控制的，則是作品本身，以及作品被反覆利用、反覆交易、反覆變現的能力。在著作權管理體系益發成熟的今日(例如集體授權與管理制度)，著作權越來越重要。商標與著作權兩者合在一起，才構成娛樂產業完整的資產架構。 二、著作權法本身，就是經濟利益分配的法律 著作權法看起來像是在處理創作保護，但真正進入娛樂產業之後，就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套非常講究實務經驗、非常重視利益分配的法律。因為一首歌在法律上，從來不是只有一個單一權利點。 最基本的層次，會先出現詞與曲。很多情況下，還可能有編曲。這些內容在不同個案裡，可能分別構成著作，也可能涉及衍生著作或共同著作。也就是說，一首歌從一開始，就不一定只有一個創作者、只有一種權利結構。 更複雜的是，每一種著作又各自可以拆成不同的利用權能。常見的像是重製、改作、公開演出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散布等。這些權利不是只能整包處理，也不是只能一次交出去。它們可以切割，也可以分層授權。切割的方法很多，最常見的就是時間與地域。時間上，可以是五年、七年，也可以是不定期。地域上，可以是全世界，也可以只限我國、特定國家，甚至細到航空器、船舶或特定使用場域。 例如，某個公司可能只拿到台灣地區的授權，另一家公司則取得日本地區的利用權。某一份授權只做五年，另一份可以做七年或更久。某些權利可以授給數位串流平台，某些權利只留給實體發行，某些則限定在特定市場、特定載具、特定通路或特定用途。從法律上看，這些切法都不奇怪。因為著作權本來就不是一個不能拆的整體，而是一束可以分拆、轉讓、授權與再配置的財產權。 也正因如此，著作權法在娛樂產業裡，從來不只是單純的創作保護法，...

2023年夏天，好萊塢爆發編劇及演員工會大罷工。 2023年5月初，美國編劇工會（WGA）發動罷工，歷時148天，到2023年9月27日結束。其後雙方簽署2023 MBA，自2024年生效，有效至2026年5月。那正是生成式 AI 才剛開始全面爆發的時間。身處內容產業第一線的編劇，已經率先感受到威脅。在2023 MBA中，雙方就AI相關議題達成若干重要共識，包括：AI不是人，也不是作家；資方若提供AI生成內容，必須揭示，且不得因此影響編劇權益；編劇可以使用AI，但須表明，且資方可以不同意；此外，勞資雙方也都承認，生成式AI的法律環境仍在快速變動之中，因此各自保留相關權利。【註解1】【註解2】【註解3】 當年編劇公會與演員工會的大罷工，表面上當然有薪資、分潤、串流平台制度失衡等老問題，但AI很快就成為談判桌上的核心議題。編劇已經開始懷疑、沒信心，生成式AI這麼有效率，會不會逐漸動搖編劇在產業中的位置，甚至使編劇從創作者變成修改者。演員擔心的，也不只是某一次掃描或某一個數位替身，而是自己的臉、聲音、表演與動作資料，一旦被以數位分身的方式低成本地保存、重組並反覆利用，未來還有多少部分真的掌握在自己手上。WGA在2023年協議中，把AI不是作者、AI文字不能被視為文學素材、公司不得強迫編劇使用AI等內容寫進協議。SAG-AFTRA(美國演員工會)後來也把數位替身、知情同意與補償機制放進新協議。這代表內容產業在生成式AI出現後，最先感受到的不只是便利，且同時伴有競爭焦慮。【註解1】【註解2】【註解4】 本書要處理的，將不時圍繞這兩條主線。 第一條主線是訓練端。也就是AI訓練、機器學習與資料蒐集的過程，是否涉及著作權與其他權利問題。 第二條主線是產出端。也就是AI生成內容本身是否受保護，又會如何與原作、改作、表演、聲音、人格利益與市場替代效果發生關係。 這兩條線看起來可以分開，但其實從一開始就是纏在一起的，這一點稍後還會再說明。 先有方便，還是先有恐慌 生成式AI會讓內容產業又愛又怕，原因其實不難理解。 一方面，它的確太好用。做簡報圖、提案圖、角色草稿、文案初稿、分鏡示意、短影音腳本，甚至只是先做一個能拿去討論的雛形，都比過去快得多。過去需要外包、溝通、來回修改、支付一定成本的工作，現在只要打幾行文字，在APP裡按一下，幾秒內就能看到一個「像那麼一回事」的成果，而且相較於以往大...

第1章到第3章，我們先把 NewJeans 事件放回整個韓國娛樂產業的結構來看。這不是單純的藝人與公司翻臉，也不是只靠粉絲情緒就能說清楚的娛樂新聞。從一開始，它就同時牽涉專屬合約、經紀控制、投資回收、內容製作、品牌經營與市場秩序。第4章到第8章，則把這個結構拆得更細。七年條款為什麼存在，14天改正期為什麼重要，解約為什麼不是一句「我不要了」就完成，記者會為什麼既可能是市場溝通，也可能引爆保全，假處分又為什麼會在終局判決之前，先決定誰還能繼續做生意。 只要合約還在爭，誰能接工作、誰能對外簽約、誰能讓平台與品牌方放心合作、誰能繼續在市場上說「請找我」，最後都會落到同一件事：名稱這個入口，究竟掌握在誰手上。 而在娛樂產業裡，團名往往就是那個最重要的入口。 一、NewJeans案：當人還是同一群人，入口卻開始分裂 NewJeans 案也有團名爭議。 爭議發生在一個最尖銳的時間點：成員主張專屬合約已經終止，公司則主張合約仍然有效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團名不再只是品牌資產，也不只是粉絲的情感符號。它會立刻變成法院、平台、品牌方、媒體與合作夥伴都不得不面對的「交易入口」問題；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成為法律武器，這個威力很驚人。 依據台灣商標法第95條規定:「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一、於同一商品或服務，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者。」違法使用商標，會有遭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責風險；當然還有民事賠償規定，商標法第71規定了商標侵海損害賠償計算的方法，這已經不是意氣用事，而是要很小心處理的法律風險。 就目前可查得的公開資料來看，「NewJeans」商標在韓國是由 ADOR 先行布局，公開報導指出其於2022年完成註冊，第一輪保護期間到2032年。外界一般將2022年7月22日，也就是 NewJeans 首支單曲〈Attention〉MV／單曲同步上架發行的日子視為「出道日」，這代表原團名在商標法上從來不是空白狀態，而是一開始就落在公司控制的權利架構裡。回到時間軸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，2022年 ADOR 完成很多事，除了團員出道，大眾沒看到的是，也已完成相對完整的商標布局，將 NewJeans 完整註冊。 1 藝人與原公司於2024年11月底發生重大糾紛，2025年2月7日，團員...

一、NewJeans事件如果發生在台灣 如果同樣等級的偶像團體衝突發生在台灣，法律路徑會怎麼走？ 透過前面的說明可以看出，韓國透過標準專屬契約範本造就娛樂產業框架，法院（司法）雖然是獨立的一環，從這個個案的歷程來看，基本上也偏向尊重產業既有秩序；而台灣目前並沒有類似的標準合約架構，多半仍以個案方式解決紛爭，並且寬認解約，再於個案中審查賠償。 二、期間不清或期間很長的經紀約要注意 如果要談台灣的法律路徑，第一步要先回到契約本身。 台灣不少演藝或經紀合約，長期都有一個共同問題：期間設計不夠成熟。有些契約根本沒有把期間寫清楚，看起來像長期合作，但到底幾年、何時起算、何時屆滿，常常留下模糊空間。有些則寫得非常長，甚至搭配雙方各有解釋空間的自動延長條款(例如鳳OO案)，讓契約表面上看起來穩定，實際上退出條件寫得並不夠清楚。 站在公司的角度，想把期間拉長可以理解。娛樂與經紀產業需要前期投資。選拔、訓練、住宿、形象、拍攝、錄音、宣傳、法務、社群經營、品牌鋪陳，很多都不是今天投入、明天回本的生意。沒有一定期間，投資就很難計算，風險也很難分攤。尤其整個合約草案多半是由公司方擬具提出，從最長的方式談起，當然多少有公司方的私心，這很自然。 問題在於，若契約只讓人看到「綁很久」，卻看不出前期投入與回收邏輯，在發生爭議時，藝人就很容易把它描述成不公平。粉絲在社群上一句「血汗」或「奴隸契約」，瞬間就可以讓事情討論失焦，也容易讓法官對這份契約產生心理距離。 尤其當契約還伴隨強控制、強排他，卻沒有把培訓、分潤、資源投入、階段性成果與退出條件交代清楚時，法院更容易把它放進高度屬人、信賴基礎濃厚的關係裡理解。 這種觀感一旦形成，就會加深法官走向民法第549條第1項思考的動機。因為對很多法官來說，這類契約既然以信賴關係為基礎，雙方若已徹底翻臉，是否還有必要硬撐著說它必須繼續，往往會成為第一個直覺問題。 也就是說，台灣很多經紀公司真正面對的困境，不是單純「契約不被尊重」，而是契約期間雖然設計得很長，正當性詮釋卻不相當；更嚴重的是，很多台灣娛樂經紀公司，甚至不知道台灣的司法態度，基本上會將其解釋為委任或類似委任關係，從寬認定解約。於是等到衝突爆發，法官眼裡看到的往往不是一套有投資邏輯的產業安排，而是一段已經破裂、很難強行維持的合作關係，經紀公司一廂情願主張契約內的長約約定，也是枉然。 ...

假處分常常比本案判決更早決定市場現實。 原因很簡單。娛樂產業的交易節奏很快。藝人一旦出現爭議，空出的市場，隨時有人或其他團體等著補位。品牌不會等到三審確定才決定代言要不要簽，各種商業活動也不會中斷下來，等法院慢慢把誰是誰非判完。誰可以接活動、誰可以用團名、誰可以對外代表團體，這些問題只要法院先在保全程序裡做出一個方向，市場通常就會先跟著那個方向走。 這和粉絲以聲量支持誰，很不一樣。大企業有法遵(法規遵循)責任。當法院作出相關假處分，暫時劃定市場秩序後，企業雖然不會明說自己支持哪一邊，但若採取和假處分明顯相反的作法，立刻就會面臨各種來自於外部或內部的質疑。這些壓力甚至可能來自投資人、法務部門與管理階層。這是一般粉絲往往沒有意識到的。 這也是前面幾章反覆鋪陳的重點：在娛樂法的世界裡，保全程序先改變態勢，態勢再反過來影響談判。 粉絲多半會先站在藝人這一邊。這很自然。五名成員年紀輕，站在大型經紀公司與龐大資本結構面前，很多人直覺上都會先同情她們。當藝人公開說自己已經無法再信任公司，社會上也很容易把這件事理解成一場「年輕人對抗大公司」的故事。 但產業和生意的運作方式，比情感更冷酷。 對品牌方、投資人、平台、主辦單位與公司經營者來說，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誰比較委屈，而是：現在到底跟誰簽才安全。誰能代表團體，誰有權使用名稱，誰能合法安排活動，誰對履約與授權負責。最重要的，錢應該付給誰才不會付錯。這些問題一旦有法院命令先行介入，談判桌上的位置就會立刻改變，外部合作對象的態度也會跟著改變。NewJeans 案的假處分，正是這種「先改變市場、再改變談判」的典型樣貌。 一、假處分一點也不假：裁定前後，整個市場氣氛都變了 ADOR 在 2025 年 1 月聲請假處分，原本外界較常把它理解成「禁止成員私接廣告」。但到了 2025 年 2 月 11 日，ADOR 的聲請內容又往前推進，要求法院連音樂活動都一併限制，包括作詞、作曲、演唱、演出與相關宣傳，不能未經ADOR同意。到了 3 月 7 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開庭時，爭點已經很清楚：不是只有特定幾支廣告能不能接，而是在本案一審判決前，成員能不能脫離 ADOR 既有架構，自行從事演藝活動。 這場 3 月 7 日的程序很關鍵，成員自己也很清楚其中有輸不得的壓力。公開報導顯示，雖然法律上並非必要，但成員本人仍在媒體面前親自出庭，雙方也都提出了實質主張。...

2024年2月，泰勒・派瑞( Tyler Perry ) 看完 OpenAI 展示的 Sora 後，宣布暫停原本規劃中的 8 億美元亞特蘭大片廠擴建案。他是美國的編劇、導演、製片人、演員，也是很成功的娛樂產業經營者。除了是內容創作者，他也是大型影視製作基地 Tyler Perry Studios 的創辦人，片場位於美國亞特蘭大。在美國娛樂產業裡，他不只是明星或導演，而是同時握有內容製作、公司經營、片場投資三種角色的人。外電報導提到，這個計畫原本包括新增 12 個 soundstages(大型攝影棚)，但 Perry 在看到以文字生成高擬真影片的能力後，開始懷疑許多過去必須依靠搭景、外景與大量工作人員才能完成的事情，未來是否還會以同樣方式存在。這不是學者的想像，也不是科技記者誇大其詞，而是一個長期投入內容產業、經營片場的實際投資人，在看到生成式AI之後，直接重估資本支出的案例。(註解1) 這個新聞把問題講得非常直接。生成式AI進入娛樂產業後，最先被改變的，就是生產方式。片場還要不要蓋，場景還要不要搭，哪些工序還需要人，哪些內容可以先交給模型做出雛形，這些問題一出現，法律上的爭議就不可能避免了。 娛樂產業原本就是手工業 娛樂產業本質上是道地的手工業。 劇本是一頁一頁磨出來的。旋律、編曲、配器和歌詞，需要人的耳朵、經驗、情緒與時間反覆試錯。表演更不用說，它高度依賴人的身體、聲音、臉孔、節奏、情感與現場反應。即使後來有錄音室、有後製、有串流平台，內容可以流通得更快，內容的形成仍然主要是人做出來的。 手工業和工業化產品最大的差別，就在於前者很難 大量複製 。當然，內容可以重製、可以發行、可以授權，但「做出內容」這件事本身，過去一直都有明顯的時間成本、學習成本與人力成本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著作權法等智慧財產權法，長期以來其實都建立在一個重要前提上：作品通常來自具體的人，創作過程雖然不一定完全透明，但大致上可以被理解，也值得法律予以肯定；另一方面，作品一旦完成，又很容易被拷貝、抄襲或挪用，因此需要一整套智慧財產權制度來保護創作投入與市場回收。 生成式AI最麻煩的地方，就在於它的產出速度與規模，早已不是「加快一點」而已。它是把原本很難大量複製的表達能力，改以工業化、規模化與日常化的方式生產出來。文字、圖像、音樂可以批量生成，聲音、臉孔、角色和表演感也都可以在一次大量學習後，被拆解、模擬...

台灣可以比較容易離開，韓國先問「你憑什麼走？」——從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、NewJeans案到台灣「委任／類委任」看法的對照 NewJeans 事件一路走到今天，很多粉絲最直接的感受其實很單純：如果藝人已經不再信任公司，為什麼不能離開？ 這個直覺不能說錯。對一群年輕藝人來說，當她們認為合作基礎已經動搖，甚至覺得繼續留在原來的體系裡，已經不再安全、也不再值得信賴時，外界自然會比較同情藝人。 但娛樂法真正要處理的，從來都不只是「想不想離開」這件事。因為藝人與經紀公司之間的關係，不只是一般合作，也不是單純的勞資關係。它同時牽涉前端訓練、投資、品牌塑造、名稱使用、商標、著作權與其他成果歸屬，也牽涉後端廣告、平台、演出、授權與市場交易秩序。 說得更直接一點，娛樂產業的商業模式本來就需要長時間運行。前期通常是公司與投資人大量投入，從練習生培訓、出道前後養成，到爭取曝光與市場機會，都要先花時間、花錢、花資源。等到藝人真正累積聲量與市場辨識度時，往往已經具備一定的獨立發展能力。若在這個時點，法律太容易接受藝人以「尋找更好機會」為由脫離原公司，原公司前期投入就可能落空，接手者則在某種程度上坐收前人耕耘成果。也因此，當一個團體已經被打造為可以持續交易的品牌時，法律就不可能只從情感、同情角度來看問題。 也因此，NewJeans 案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，不只是她們和公司到底誰比較有道理，而是韓國與台灣在面對這類專屬經紀爭議時，究竟採取了什麼不同的制度路徑。韓國是從長期的產業失衡與所謂「奴隸契約」爭議中，慢慢走向標準專屬契約範本與較強的產業秩序。台灣則長期傾向把這類關係放進委任、類委任，或高度屬人性的勞務契約裡理解，讓法院在個案中透過終止、違約、違約金酌減與損害賠償，逐步調整雙方關係。 這兩條路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但它們優先保護的東西不同，所以最後問的問題也不同，最終對產業造成的影響、形塑的風貌也會不同。粉絲會先問，藝人為什麼不能走。公司經營者會先問，如果現在就讓藝人走，那團名、廣告、平台、收益與第三方交易到底由誰承接，投資又要如何回收。法院到了最後，終究必須回答這些問題。 一、韓國從法律走向標準專屬契約範本，真正處理的是產業秩序 今天談韓國偶像或演員的專屬合約，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都是「七年」。七年長不長？從藝人的人生來看，當然長。尤其對十幾歲就進入系統、在最關鍵的成長期被訓練、塑造、曝光、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