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｜假處分與禁制令的戰場

假處分常常比本案判決更早決定市場現實。

原因很簡單。娛樂產業的交易節奏很快。藝人一旦出現爭議，空出的市場，隨時有人或其他團體等著補位。品牌不會等到三審確定才決定代言要不要簽，各種商業活動也不會中斷下來，等法院慢慢把誰是誰非判完。誰可以接活動、誰可以用團名、誰可以對外代表團體，這些問題只要法院先在保全程序裡做出一個方向，市場通常就會先跟著那個方向走。

這和粉絲以聲量支持誰，很不一樣。大企業有法遵(法規遵循)責任。當法院作出相關假處分，暫時劃定市場秩序後，企業雖然不會明說自己支持哪一邊，但若採取和假處分明顯相反的作法，立刻就會面臨各種來自於外部或內部的質疑。這些壓力甚至可能來自投資人、法務部門與管理階層。這是一般粉絲往往沒有意識到的。

這也是前面幾章反覆鋪陳的重點：在娛樂法的世界裡，保全程序先改變態勢，態勢再反過來影響談判。

粉絲多半會先站在藝人這一邊。這很自然。五名成員年紀輕，站在大型經紀公司與龐大資本結構面前，很多人直覺上都會先同情她們。當藝人公開說自己已經無法再信任公司，社會上也很容易把這件事理解成一場「年輕人對抗大公司」的故事。

但產業和生意的運作方式，比情感更冷酷。

對品牌方、投資人、平台、主辦單位與公司經營者來說，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誰比較委屈，而是：現在到底跟誰簽才安全。誰能代表團體，誰有權使用名稱，誰能合法安排活動，誰對履約與授權負責。最重要的，錢應該付給誰才不會付錯。這些問題一旦有法院命令先行介入，談判桌上的位置就會立刻改變，外部合作對象的態度也會跟著改變。NewJeans 案的假處分，正是這種「先改變市場、再改變談判」的典型樣貌。

一、假處分一點也不假：裁定前後，整個市場氣氛都變了

ADOR 在 2025 年 1 月聲請假處分，原本外界較常把它理解成「禁止成員私接廣告」。但到了 2025 年 2 月 11 日，ADOR 的聲請內容又往前推進，要求法院連音樂活動都一併限制，包括作詞、作曲、演唱、演出與相關宣傳，不能未經ADOR同意。到了 3 月 7 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開庭時，爭點已經很清楚：不是只有特定幾支廣告能不能接，而是在本案一審判決前，成員能不能脫離 ADOR 既有架構，自行從事演藝活動。

這場 3 月 7 日的程序很關鍵，成員自己也很清楚其中有輸不得的壓力。公開報導顯示，雖然法律上並非必要，但成員本人仍在媒體面前親自出庭，雙方也都提出了實質主張。ADOR 強調專屬合約仍然有效，主張成員單方切斷關係並無正當理由，並認為藝人另行使用 NJZ 名稱、尋求其他合作安排，都已經踩進違反契約義務的紅線，直接損害專屬契約，而且如果沒有假處分，這些情況顯然還會持續發生。

成員這一邊則把焦點放在信賴關係破裂，主張 HYBE 對 ADOR 的差別待遇，以及後續一連串實質爭議，使她們已無法在原契約結構下繼續履行。她們希望說服法院建立這樣的心證：解約是合法的，契約已經不存在，法院不應勉強藝人再回到原來的契約關係裡。對粉絲來說，這些說法很有說服力；但對法院來說，這樣重大的爭議，最後還是要看證據。

3 月 21 日，首爾中央地院准許了 ADOR 的假處分聲請。法院接受了 ADOR 的請求，禁止成員未經 ADOR 同意自行簽訂廣告契約或從事獨立音樂活動，並確認 ADOR 在現階段仍為團體的正式經紀代表，也就是對外的正當窗口。公開報導整理出的法院理由，核心就是：在目前資料下，還很難讓法院直接認定 ADOR 已違反契約到足以讓成員先脫離經紀架構；因此，在本案一審判決前，應先維持既有管理關係與交易秩序。

這一點的影響非常大。法院一旦先把 ADOR 的位置保住，絕大多數第三方合作對象，就可能會傾向先站在比較安全的那一邊。

裁定之後，市場並沒有因為法律命令而立刻安靜。3 月 23 日，NewJeans 仍按原先已經宣布的安排，在香港 ComplexCon 演出，但隨後也立即表示將暫停活動。4 月 16 日，法院駁回五名成員對先前假處分提出的異議，維持原裁定。6 月 17 日，高院再駁回抗告。到 6 月 25 日，因未再向韓國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，假處分的效力正式確定。

換句話說，這條保全線從 3 月下旬開始，在短時間內經歷多位法官審查之後，結論都沒有改變。這對藝人、對市場，都是非常明確的重大訊號。儘管外界粉絲依然沸騰支持藝人，甚至持續謾罵公司，但法律秩序已經先把市場現實往另一邊推過去了。

二、間接強制的威力

ADOR 的法律操作相當精密。

2025 年 5 月 29 日，在眾人沒有預期之下，法院又進一步准許 ADOR 的聲請，命成員若未經 ADOR 事前同意而獨立從事演藝活動，違反假處分命令時，每名成員每次違反都要支付 10 億韓元，韓國通常將其稱為間接強制。這不是終局損害賠償，也看不到太清楚的計算式。它比較像是法院用一個足夠高的金額告訴藝人：這條線不能再試。

假處分先決定一件事：在本案一審判決前，成員不能未經 ADOR 同意自行從事獨立活動。這一步已經足以讓市場開始退讓，因為品牌方、平台與主辦單位都會先考慮風險。當法院進一步命每名成員每次違反都要支付 10 億韓元時，這個案件就從「法律上先不要做」變成「做一次就可能立刻產生極高成本」。

這就是間接強制真正可怕的地方。

它的功能，與其說是精準計算過去到底損害多少，不如說是法院在看完卷證之後，對現階段秩序維持所作出的強烈評價：藝人真的不能，也不宜再去挑戰既有的合約秩序。更直接地說，像是法院在表明一個態度：如果你還要繼續違反，我就讓你每一次違反都變得非常昂貴。

對娛樂產業來說，這種命令的威力往往很大，因為它直接打在商業決策的核心。品牌方不會只看粉絲聲量，也不會只看藝人是否仍有市場價值，它還要看一件事：這次合作會不會讓自己一起被捲進法院命令的風險裡。

三、為什麼韓國的假處分有這麼大的空間

這件事背後，不能只看個案。它其實和韓國對專屬合約的整體理解有關。

從前面幾章一路走來，這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所代表的，不只是條文範本而已。它背後是一整套產業秩序：投資要能回收、養成要有預測性、團名與商標要能管理、履約中斷不能毫無代價、第三方交易安全也要被照顧。

也因為這樣，韓國法院在面對這類案件時，似乎比較容易接受一個思路：在本案判決前，先維持原有經紀秩序。這不代表法院最終判決時一定站在公司那一邊，也不代表藝人的信賴主張一定沒有意義。它代表的是，在韓國這個制度背景下，藝人若要在本案確定前先完全脫離經紀關係，說服法院的門檻相當高。就 NewJeans 案的實際觀察來看，法院不太會因為輿論已經沸騰，就立刻放棄原有管理結構。

程序法也給了這種保全決定足夠的空間。韓國《民事執行法》第300條允許對爭議法律關係的暫時地位做假處分；第304條要求，這類定暫時地位的假處分，原則上應開辯論期日等；第305條則讓法院可以命相對人為一定行為、不為一定行為或給付。這說明了兩件事。第一，韓國這類假處分不是純粹秘密書面作業，它可以讓雙方實質攻防，去嘗試說服法院。第二，法院可以很快地做出足以影響市場的具體命令。NewJeans 案的 3 月 7 日開庭與後續異議、抗告程序，正好把這個制度特色展示得很完整。

四、台灣和韓國的關鍵差異，在於契約定性與秩序觀

如果把這個問題拉回台灣，景象就很不一樣了。

台灣實務長期對演藝經紀契約的基本理解，是高度屬人性、信賴性很強，因此很容易往委任或類委任的方向靠。若法院仍持續以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那套「委任得隨時終止」的邏輯為基底，那麼在保全程序中要先穩穩維持原經紀關係，就會變得非常困難。原因不難懂：如果本案本身就不容易走向「繼續維持經紀約」的結論，法院自然也比較沒有意願透過定暫時狀態處分，先把原有經紀秩序強力維持下來。

在這樣的架構裡，法院很容易把爭議理解成：雙方關係原則上可以終止，後面剩下的，主要是損害賠償、違約金、報酬返還、資產清理與後續結算等金錢給付問題，如同本書第6章所述。既然本案思路已經往「可以散」的方向走，保全程序就比較不會像韓國那樣，強烈傾向「先不要散」。

這也是為什麼，如果台灣沒有在制度上進一步調整，單靠現有這種委任式理解，要複製韓國那種「以假處分穩住經紀秩序」的效果，事實上並不容易。這不是說公司毫無工具，而是公司能運用的工具，可能和韓國不會一樣。

五、蘇打綠案：藝人竟然對前經紀人動用了假處分

台灣不是沒有假處分，只是它在娛樂案件裡，常常不是直接長成「禁止藝人活動」的樣子。蘇打綠案是少見動用到假處分的例子，但主要是在團名商標移轉，也就是團名被私下處分風險上。

當藝人與前經紀人之間的爭議，已經不只是信任破裂，而是進一步進入團名、商標與市場控制的戰場時，藝人這一邊也會主動運用假處分，先把權利狀態凍結下來。對公司經營者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實際的提醒：保全程序不是只有公司可以用，藝人或團體一樣會用，而且如果用得精準，一樣有成效。

先說為何提出假處分。

蘇打綠成員在與前經紀人及其公司發生爭議後，已另外提起本案訴訟，請求返還或移轉「蘇打綠 Sodagreen」相關商標。就在本案進行中，成員一方擔心前經紀人這邊若先把系爭商標轉讓、授權、設質、信託或作其他處分，將來即使本案勝訴，也可能面臨強制執行困難，甚至使團名與品牌控制更加複雜，因此先聲請假處分，要把商標先凍結。這是在處理資產移轉相關訴訟時很常見的動作，只不過在本案裡，被保全的資產不是土地、股份或存款，而是「蘇打綠」這個團名商標。

一審法院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智全字第 6 號其他文書（2020.10.12）准予假處分，把商標的處分可能性先凍結。

前經紀人這一邊當然有爭執。前經紀人一方主張的核心有兩個。第一，是認為蘇打綠成員沒有充分釋明假處分的請求及原因，也就是主張假處分並不應該那麼容易准。第二，是對擔保金金額提出爭執。前經紀人這邊主張，系爭商標共註冊 41 類別，若以每一類別價值新臺幣 165 萬元計算，總價值就會很高。這裡的 165 萬元，其實更像是訴訟上常被援用的某種計算基準，未必有非常細緻的市場估值基礎。前經紀人真正的策略，重點不在於證明每一類商標確實價值多少，而是在於試圖把擔保金往上拉，藉此提高團員辦理保全的門檻，進而阻止或延緩假處分的強制執行。

到了二審，智慧財產法院 109 年度民商抗字第 4 號裁定（2021.01.14）並沒有把整個假處分推翻掉，而是維持「同意保全」的方向，只是把擔保金斟酌往上調。最後，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字第 506 號裁定（2021.04.28）駁回前經紀人的再抗告。最高法院在裁定裡講得很清楚：原法院認為蘇打綠成員已終止雙方經紀關係，並已提起本案訴訟請求返還或移轉系爭商標，而為前經紀人一方所拒絕，因此已釋明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；至於擔保金，原法院是以系爭商標共 6 件、每件 165 萬元，估算前經紀人於本案審理期間不能處分所受利息損失約 214 萬 3,350 元，因此命相對人提供 215 萬元擔保後，得為假處分。最高法院認為，這屬於原法院對事實與擔保金額的裁量範圍，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況，因此維持原假處分裁定。

在假處分准許之後，法院執行處即通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(下稱智慧局)。智慧局隨即在商標註冊簿上加註禁止處分，並將該狀態公告於商標公報。也就是說，法院的假處分不是只停在裁定紙面上，而是真正進入行政登記系統，讓外部世界都看得到：這件商標現在被凍結了，不能任意處分。其他人也很難再主張什麼「善意受讓」來取得商標。這讓糾紛可以稍微安定下來，讓雙方把焦點拉回法院本案，不必一直擔心商標在訴訟過程中被偷偷轉走，最後導致官司白打。

六、台灣假處分也有本案化趨勢，同時成為摸索法院心證的重要途徑

台灣的假處分，近年其實也慢慢出現一種「本案化」的趨勢，並且逐漸成為雙方摸索法院心證的重要途徑。

早年的保全程序，大家比較容易把它理解成快速、簡略，甚至多少帶有一點秘密處理的性質。法院重點放在要不要先把現狀保住，未必會把本案爭點完整攤開來談。但近年來，這種印象已經不太夠用了。尤其在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4 項前段明文規定：「法院為第一項及前項裁定前，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。」換句話說，這類保全程序早就不只是單純「先凍住再說」，而是越來越接近一個要把爭點、必要性與利益衡量，都提前翻出來說清楚的程序。

如果把這件事放回娛樂案件來看，意思就很清楚了。一旦法院要求較完整的辯論，雙方就會把本案的重要爭點提前翻開來打。聲請人會努力說服法官：自己的權利基礎夠強，勝訴不是沒有可能，但若不先保全，現狀一旦改變，將來即使本案勝訴也來不及。相對人則會全力反擊，主張本案權利其實尚未明確、保全必要性不足，或聲請內容過度擴張。假處分到了這一步，名義上雖然還是保全程序，實際上卻往往已經成為雙方試探法院、摸索法官目前心證方向的重要窗口。

所以，若從實務感受來說，今天的假處分早已不是單純「先搶到一張暫時命令」而已。它同時也是一次高度濃縮的本案前哨戰。誰能在這個程序裡先把故事、證據與秩序感說到讓法官願意接受，誰就比較有機會把市場態勢往自己這邊推一把。這也是為什麼，現在很多重大爭議裡，雙方都會在假處分程序裡卯足全力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名義上雖然仍只是暫時處分，但往往也是本案風向最早露出來的地方。

七、在台灣，假扣押仍可成為牽制手段

台灣的公司經營者，雖然不容易以保全或假處分要求藝人暫時回到契約，或直接禁止藝人活動，但年輕藝人也不要因此誤解法律程序，以為這就成了可以利用的窗口，先享受公司資源，之後再任意解約。

各位可能會問，如果公司在台灣不容易拿到維持現狀的假處分，那還有什麼工具能牽制對方藝人？假扣押，就是答案之一。

假扣押處理的是金錢請求的保全。這套制度的目的，就是避免債務人脫產，確保將來勝訴後還有財產可執行。所以，只要爭議可以整理成財產權上的請求，原則上就有適用空間。若公司已經能把爭議整理成違約金、損害賠償、代墊費用返還、不當得利返還等具體金額，假扣押就可能成為比限制活動型假處分更有操作性的工具。它雖然不能直接禁止藝人登台、發歌或接代言，但它可以先去扣住藝人資產，例如銀行存款、應收款、報酬請求權或其他可執行財產。

從市場效果看，這同樣會影響談判態勢，也會讓藝人可能接觸的後手東家感到困擾。因為即使名義上的活動自由還在，財產與現金流一旦被凍住，一般人通常也無法真的輕鬆。對公司來說，這種牽制方式雖然不像韓國那種直接限制活動的假處分那麼戲劇化，但在台灣現行制度下，反而可能更現實、更有效。

八、這一章對公司經營者真正有用的地方

這一章真正想提醒公司經營者的，不是單純羨慕韓國法院可以做出多強的假處分，也不是感嘆台灣制度為何不能完全照搬。真正重要的是：先看清自己所在的制度環境，再決定該用什麼工具。

如果是在韓國，標準專屬契約範本所代表的產業秩序，讓法院比較有空間先維持既有經紀關係，假處分與後續間接強制因此能快速改變市場。

如果是在台灣，法院對演藝經紀契約的定性，往往使「維持原經紀秩序」的假處分不容易走得很遠，那麼就要更實際地去思考：是否改從團名、商標、授權、素材、處分禁止切入，或是否把請求整理成具體金錢債權，再進一步考慮假扣押。

作者/公開資源索引: 林發立律師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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