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發立 Fali Lin｜娛樂法、AI法律 與 科技法務

假處分常常比本案判決更早決定市場現實。 原因很簡單。娛樂產業的交易節奏很快。藝人一旦出現爭議，空出的市場，隨時有人或其他團體等著補位。品牌不會等到三審確定才決定代言要不要簽，各種商業活動也不會中斷下來，等法院慢慢把誰是誰非判完。誰可以接活動、誰可以用團名、誰可以對外代表團體，這些問題只要法院先在保全程序裡做出一個方向，市場通常就會先跟著那個方向走。 這和粉絲以聲量支持誰，很不一樣。大企業有法遵(法規遵循)責任。當法院作出相關假處分，暫時劃定市場秩序後，企業雖然不會明說自己支持哪一邊，但若採取和假處分明顯相反的作法，立刻就會面臨各種來自於外部或內部的質疑。這些壓力甚至可能來自投資人、法務部門與管理階層。這是一般粉絲往往沒有意識到的。 這也是前面幾章反覆鋪陳的重點：在娛樂法的世界裡，保全程序先改變態勢，態勢再反過來影響談判。 粉絲多半會先站在藝人這一邊。這很自然。五名成員年紀輕，站在大型經紀公司與龐大資本結構面前，很多人直覺上都會先同情她們。當藝人公開說自己已經無法再信任公司，社會上也很容易把這件事理解成一場「年輕人對抗大公司」的故事。 但產業和生意的運作方式，比情感更冷酷。 對品牌方、投資人、平台、主辦單位與公司經營者來說，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誰比較委屈，而是：現在到底跟誰簽才安全。誰能代表團體，誰有權使用名稱，誰能合法安排活動，誰對履約與授權負責。最重要的，錢應該付給誰才不會付錯。這些問題一旦有法院命令先行介入，談判桌上的位置就會立刻改變，外部合作對象的態度也會跟著改變。NewJeans 案的假處分，正是這種「先改變市場、再改變談判」的典型樣貌。 一、假處分一點也不假：裁定前後，整個市場氣氛都變了 ADOR 在 2025 年 1 月聲請假處分，原本外界較常把它理解成「禁止成員私接廣告」。但到了 2025 年 2 月 11 日，ADOR 的聲請內容又往前推進，要求法院連音樂活動都一併限制，包括作詞、作曲、演唱、演出與相關宣傳，不能未經ADOR同意。到了 3 月 7 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開庭時，爭點已經很清楚：不是只有特定幾支廣告能不能接，而是在本案一審判決前，成員能不能脫離 ADOR 既有架構，自行從事演藝活動。 這場 3 月 7 日的程序很關鍵，成員自己也很清楚其中有輸不得的壓力。公開報導顯示，雖然法律上並非必要，但成員本人仍在媒體面前親自出庭，雙方也都提出了實質主張。...

2024年2月，泰勒・派瑞( Tyler Perry ) 看完 OpenAI 展示的 Sora 後，宣布暫停原本規劃中的 8 億美元亞特蘭大片廠擴建案。他是美國的編劇、導演、製片人、演員，也是很成功的娛樂產業經營者。除了是內容創作者，他也是大型影視製作基地 Tyler Perry Studios 的創辦人，片場位於美國亞特蘭大。在美國娛樂產業裡，他不只是明星或導演，而是同時握有內容製作、公司經營、片場投資三種角色的人。外電報導提到，這個計畫原本包括新增 12 個 soundstages(大型攝影棚)，但 Perry 在看到以文字生成高擬真影片的能力後，開始懷疑許多過去必須依靠搭景、外景與大量工作人員才能完成的事情，未來是否還會以同樣方式存在。這不是學者的想像，也不是科技記者誇大其詞，而是一個長期投入內容產業、經營片場的實際投資人，在看到生成式AI之後，直接重估資本支出的案例。(註解1) 這個新聞把問題講得非常直接。生成式AI進入娛樂產業後，最先被改變的，就是生產方式。片場還要不要蓋，場景還要不要搭，哪些工序還需要人，哪些內容可以先交給模型做出雛形，這些問題一出現，法律上的爭議就不可能避免了。 娛樂產業原本就是手工業 娛樂產業本質上是道地的手工業。 劇本是一頁一頁磨出來的。旋律、編曲、配器和歌詞，需要人的耳朵、經驗、情緒與時間反覆試錯。表演更不用說，它高度依賴人的身體、聲音、臉孔、節奏、情感與現場反應。即使後來有錄音室、有後製、有串流平台，內容可以流通得更快，內容的形成仍然主要是人做出來的。 手工業和工業化產品最大的差別，就在於前者很難 大量複製 。當然，內容可以重製、可以發行、可以授權，但「做出內容」這件事本身，過去一直都有明顯的時間成本、學習成本與人力成本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著作權法等智慧財產權法，長期以來其實都建立在一個重要前提上：作品通常來自具體的人，創作過程雖然不一定完全透明，但大致上可以被理解，也值得法律予以肯定；另一方面，作品一旦完成，又很容易被拷貝、抄襲或挪用，因此需要一整套智慧財產權制度來保護創作投入與市場回收。 生成式AI最麻煩的地方，就在於它的產出速度與規模，早已不是「加快一點」而已。它是把原本很難大量複製的表達能力，改以工業化、規模化與日常化的方式生產出來。文字、圖像、音樂可以批量生成，聲音、臉孔、角色和表演感也都可以在一次大量學習後，被拆解、模擬...

台灣可以比較容易離開，韓國先問「你憑什麼走？」——從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、NewJeans案到台灣「委任／類委任」看法的對照 NewJeans 事件一路走到今天，很多粉絲最直接的感受其實很單純：如果藝人已經不再信任公司，為什麼不能離開？ 這個直覺不能說錯。對一群年輕藝人來說，當她們認為合作基礎已經動搖，甚至覺得繼續留在原來的體系裡，已經不再安全、也不再值得信賴時，外界自然會比較同情藝人。 但娛樂法真正要處理的，從來都不只是「想不想離開」這件事。因為藝人與經紀公司之間的關係，不只是一般合作，也不是單純的勞資關係。它同時牽涉前端訓練、投資、品牌塑造、名稱使用、商標、著作權與其他成果歸屬，也牽涉後端廣告、平台、演出、授權與市場交易秩序。 說得更直接一點，娛樂產業的商業模式本來就需要長時間運行。前期通常是公司與投資人大量投入，從練習生培訓、出道前後養成，到爭取曝光與市場機會，都要先花時間、花錢、花資源。等到藝人真正累積聲量與市場辨識度時，往往已經具備一定的獨立發展能力。若在這個時點，法律太容易接受藝人以「尋找更好機會」為由脫離原公司，原公司前期投入就可能落空，接手者則在某種程度上坐收前人耕耘成果。也因此，當一個團體已經被打造為可以持續交易的品牌時，法律就不可能只從情感、同情角度來看問題。 也因此，NewJeans 案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，不只是她們和公司到底誰比較有道理，而是韓國與台灣在面對這類專屬經紀爭議時，究竟採取了什麼不同的制度路徑。韓國是從長期的產業失衡與所謂「奴隸契約」爭議中，慢慢走向標準專屬契約範本與較強的產業秩序。台灣則長期傾向把這類關係放進委任、類委任，或高度屬人性的勞務契約裡理解，讓法院在個案中透過終止、違約、違約金酌減與損害賠償，逐步調整雙方關係。 這兩條路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但它們優先保護的東西不同，所以最後問的問題也不同，最終對產業造成的影響、形塑的風貌也會不同。粉絲會先問，藝人為什麼不能走。公司經營者會先問，如果現在就讓藝人走，那團名、廣告、平台、收益與第三方交易到底由誰承接，投資又要如何回收。法院到了最後，終究必須回答這些問題。 一、韓國從法律走向標準專屬契約範本，真正處理的是產業秩序 今天談韓國偶像或演員的專屬合約，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都是「七年」。七年長不長？從藝人的人生來看，當然長。尤其對十幾歲就進入系統、在最關鍵的成長期被訓練、塑造、曝光、...

在本書附錄 A 的時間軸裡，除了外界最注目的主線——也就是 NewJeans 五位成員與 ADOR 之間的專屬合約爭議——其實還有另一條在 2026 年初之後迅速升高的重要軸線：前經紀人閔熙珍與 HYBE 之間的訴訟。 2024年4月，HYBE(NewJeans所屬娛樂經紀公司ADOR主要投資者)與閔熙珍衝突正式公開化，HYBE指控她試圖推動ADOR脫離集團體系，並尋求讓NewJeans與ADOR的既有經紀關係走向終止；同年7月，HYBE主張已合法終止雙方協議，8月閔熙珍遭解除ADOR CEO職務。11月，閔熙珍辭去ADOR內部董事後，採取反制措施，依據雙方協議，通知HYBE行使ADOR股份的「賣權」(put option)，要求依協議買回其持股。其後，HYBE提起「確認股東協議終止有效」之訴，閔熙珍則提起給付股權買賣價金請求，兩案自2025年起由首爾中央地院並行審理，2025年4月第二次辯論時，雙方主張已相當明確，HYBE認為閔熙珍違反股東協議、企圖推動ADOR獨立，故終止有效；閔熙珍則主張自己並無重大違約，且已先有效行使賣權。2026年2月12日，一審法院駁回HYBE主張，並判命HYBE支付閔熙珍約255億韓元。法院認為，閔熙珍雖有提高ADOR獨立性的構想，但尚不足認定其行為已對ADOR造成重大損害。其後HYBE於2月20日上訴，閔熙珍則於2月25日公開表示，願放棄該筆款項，主張應連同NewJeans相關爭議一併整體解決。 這個消息之所以震動市場，不只是因為金額龐大，更是因為它讓外界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到：韓國娛樂產業不僅在培養藝人時有一套成熟制度，在網羅優秀製作人時，其實也有一套高度資本化、結構化的設計。 如果只從藝人抽成與收益切入，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真正值得理解的是，在韓國娛樂產業裡，製作人與藝人共同構成公司營運核心，而公司、子公司、資本與母集團之間的配置，會直接影響藝人合約、管理模式、收益分配與退出條件。換句話說，要理解公司對藝人合約與管理為何如此堅持，不能只看藝人拿多少，還必須拉高視角，看見韓國娛樂產業如何用資本、公司與布局來承載夢想、放大成功，也鎖定風險。 一、今天的韓國娛樂產業，已經不只是藝人經紀，而是資本化的 IP 產業 早期大家對娛樂公司的想像，常常比較接近傳統經紀模式：公司找人、培養人、接工作、抽成、管理活動。 但今天的韓國大型娛樂公司，顯...

今天談韓國偶像合約，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：「七年太長了吧？」 這個直覺不能說錯。對一個十幾歲就進入體系、在最關鍵的青春期被塑造成商品、品牌與公眾形象的藝人而言，七年當然不是一段短時間。問題是，如果只從今天的「七年」往回看，我們很容易看錯真正的歷史脈絡。韓國娛樂法及大眾文化藝人標準合約範本真正要處理的，從來不是單純「七年這個數字合不合理」，而是：在七年限制出現之前，韓國娛樂產業曾經歷過怎樣的真實模樣，所以才走到今天？ 七年上限不是無端出現的理想答案。 直到今天，相關討論其實也從未停止；但它確實是韓國產業、社會及官方在付出巨大代價、反覆對話與調整之後，逼出來的一條最低限度制度邊界。 聽過韓國演藝圈所謂的「 奴隸契約 」嗎？這些年比較少人這樣說了。「奴隸契約」是媒體、粉絲與社會輿論對早年「專屬經紀契約」的批判性稱呼，而且這類情況並不罕見，甚至可以說曾是業界常態。這個詞之所以會出現，不只是因為合約沒有特定期限，而是因為那種契約常常把幾件事情綁在一起：過長、幾乎無止境的專屬期間，不透明的收益分配，過高的違約代價，單方擴張的控制權限，以及從來沒有清楚的藝人退出機制。 也就是說，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條款，而是整份契約把一個人的青春、勞務、形象與市場價值，都放進一套幾乎由公司單方定義及規劃好的秩序裡。這也是為什麼韓國後來選擇以標準合約的方式介入，不是單純調整合約期間，而是試圖重建一整套讓產業與藝人都可以共同預期的產業秩序。 而把這個問題第一次大規模攤在韓國社會面前的，正是 2009 年的 東方神起 事件。 一、東方神起把問題撕開：頂流偶像也可能被困在不對等契約裡 李秀滿原本是歌手，1980 年代初赴美，在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攻讀電腦工程碩士。他後來多次提到，自己在美國親眼看到 MTV 時代如何把音樂、影像、造型、舞蹈與明星製造整合成一套工業系統。返韓之後，他思考的已不只是像過去那樣單純經營唱片公司，而是想建立一種自己在美國所看到的娛樂產業工業模式：從選秀、訓練、製作到行銷，都由公司內部控制的「偶像生產」模式。 1989 年，他成立 SM Studio，1995 年正式發展為 SM Entertainment，再以 H.O.T.、S.E.S.、BoA 等團體一步步驗證這套系統，最終在東方神起身上把它推到跨國韓流的高峰。也正因為這套系統太成功，當東方神起出人意外反過來挑戰 13 - 15年...

導言 NewJeans 案真正讓人看見的，從來不只是「藝人能不能解約」，而是韓國偶像產業裡，一份專屬契約到底綁了多少東西。它綁的不是單純七年期間而已，而是從 全經紀管理、收益分配、團名商標、著作權與內容歸屬，到青少年與練習生保護 的整體產業秩序。這也是韓國標準合約最值得台灣重新理解的地方：它不是等雙方翻臉後，才交給法院一條一條慢慢猜，而是盡量在合作開始時，就先把最容易爆炸的問題寫進契約。本章就從 NewJeans 案出發，整理韓國標準合約到底先處理了哪些事情，以及這套制度設計，對台灣娛樂法與經紀契約實務有什麼啟發。 不是只綁七年，從契約看見完整韓娛產業鏈 NewJeans 案最值得台灣重新理解的地方，不只是「藝人可不可以說走就走」，而是它讓大家真正看見：在韓國偶像產業裡，專屬契約牽動的，從來不只是七年期間而已。它同時處理名字與人格標識的使用、收益的分配與現金流的掌握、商標與內容 IP 的歸屬，也進一步延伸到未成年團員與練習生的保護機制。 也就是說，韓國標準契約處理的，並不只是藝人的專屬期間，而是偶像產業從前端培育、出道營運、內容開發到投資回收的整體交易秩序。 台灣的經紀契約爭議，往往正好相反。契約簽訂時，很多事項寫得相當簡略；即使有寫，也常缺乏一個產業共同可預期、可反覆援用的標準。等到雙方翻臉之後，法院才被迫回頭逐條拆解：這一條究竟應該如何解釋？公司能不能這樣主張？藝人能不能這樣終止？違約金是否過高？團名、內容與商業窗口到底算誰的？也因此，台灣經紀契約的法律安定性往往偏低，爭議一旦爆發，雙方都容易陷入高度不確定。 韓國標準契約範本究竟先把哪些重要問題寫進去了？這些條文安排本身又有什麼制度意義？這正是本章要處理的核心。 附帶先說明的是，由於韓國標準契約會因不同使用場景而有不同範本，同一類型契約（例如歌手契約）也可能隨時間持續修正、精進，為了敘述與引用上的一致，本章及本書如未特別註明，原則上均以 「大眾文化藝術人（歌手中心）標準專屬契約（中文版）—文化體育觀光部告示第2024-0021號（2024.6.3 改正）」 為主要依據，並以本書附錄B所收中文校對版為準，先此說明。 第一節　全經紀條款與管理權 一、韓國標準契約到底把哪些權限交給公司？ （一）第2條：排他性經紀權限 全經紀是演藝合約的核心跟基礎，不論在台灣跟韓國。在韓國，藝人出道之前經歷練習生階段（現在已是韓國一...

韓國偶像專屬合約爭議中，最常被問到的一句話就是： 如果藝人中途離開，違約金到底怎麼算？ NewJeans／NJZ 案之所以把這個問題推到檯面上，不只是因為人氣高，而是因為外界、媒體討論的金額動輒就是 3000 億韓元以上 ，甚至還出現 5000 億、6000 億韓元 的媒體估算。這些數字當然不等於法院最後一定會照單全收，但它們並不是憑空喊價，而是來自韓國標準專屬契約脈絡下一套很有代表性的計算思路。 先把核心濃縮成三行： 懲罰性違約金 ＝ 月平均銷售額 × 剩餘月數 其中： 月平均銷售額 ＝ 以契約終止時點為準，往前二年的平均月銷售額；未滿二年者，則以實際銷售期間的平均月銷售額計算。 剩餘月數 ＝ 自契約終止時起，到原約定期滿日止的剩餘月數。 這個公式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數學，而是它背後的產業邏輯： 前期投入、近期營收能力、剩餘合約期間 ，三者被綁在一起。 多數人直覺會以為：違約金就是看「還剩幾年」。 但如果只看剩餘時間，會出現一個問題。 所以這套公式不是單純看「剩幾年」，也不是單純看「現在紅不紅」，而是把兩件事放在一起： 第一，是 終止前二年所展現的平均營收能力 ； 第二，是 公司原本還能期待多久的剩餘合作利益 。 換句話說，它要處理的是： 早期離開 與 爆紅後離開 ，到底應不應該是同一個代價？ 答案顯然不是。 先看 圖1 。 【圖1】一般藝人中後期型（平均月銷售額較高，但通常已接近契約後段，因此剩餘月數較短) 這是一般藝人比較常見的情形。藝人的人氣、商業價值與營收曲線通常會逐步上升。到了合約中後段，雖然 前二年月平均銷售額 已經提高，但因為距離契約期滿也較近， 剩餘月數 反而變短。 所以圖1的意思是： 平均月銷售額不低，但可乘的剩餘期間已經縮短。 這種情況下，違約金當然可能不小，但通常還有某種自然節制。因為公式裡的一高一低，會互相牽制。 再看 圖2 。 【圖2】一般藝人前期型(剩餘月數雖長，但前二年月平均銷售額仍低，因此違約金面積相對有限) 這也是藝人離開的另一種狀態：藝人仍在合約前期，雖然 剩餘月數很多 ，但因為還在累積市場辨識度， 前二年月平均銷售額仍低 。 所以圖2呈現的是： 可乘的月數很長，但前面的平均值很低。 這種情況下，違約金未必會高到失衡。因為雖然剩餘期間很長，但乘上的基數不大。 這也是為什麼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