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制上，「＃陷阱」及「＃獸鋏」在二法又不同，在《動物保護法》內並無「陷阱」一語；在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則有「陷阱」及「獸鋏」（第１９條第１項第６款）。
先說「獸鋏」，經過動保團體（尤其是犬貓等團體）大力遊說及規劃，在大小辯論中齊力主張，動物保護法優先於２００８年在第１４－１條明文禁止使用獸鋏，並於第３０條設有罰則。
至於「陷阱」何以未在《動物保護法》出現？那是因為在處理上開「獸鋏」立法之過程中，因為《動物保護法》是以犬貓等為主要主體，在進行捕捉、絕育、釋放（ＴＮＲ）過程中，會有可能使用網具或誘捕籠，是否為陷阱恐有爭議，因此刻意排除不予處理。
《動物保護法》並進一步於２０１１年增訂第１４－２條文：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，任何人不得製造、販賣、陳列或輸出入獸鋏。」以修補可能之漏洞。
至於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，關於原則不得使用「陷阱」、「獸鋏」（第１９條），在例外情況可以使用（第２１條）的立法模式，在１９９４年之全文修正已經是採此情況。於２００４年，更增訂第２１－１條，增設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、祭儀之例外開放，雖然還有行政管制手段，但法制面上使得例外情況呈現增加可能，則是不爭事實。
關於「獸鋏」使用之重大爭議，在２０１６年的修法工作是一個重要階段。該次行政院版修法草案中，已將「獸鋏」列為一個獨立的行為態樣，並將第２１條、第２１－１條之例外，仍將使用「獸鋏」一事排除。換言之，如能立法通過，原則上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，應該是極高強度的禁用獸鋏。但可惜，本法在立法院審議過程，因原住民族狩獵及放生條款之審議過程遭到重大爭議，而暫時擱置迄今。
「獸鋏」既為目前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修法上爭議之關鍵焦點，其他的態樣，例如「陷阱」等，可能相對就較少被關注，是否因此影響執法密度，可以檢討。
從以上二法之立法過程，可以認知：
一、 是各方觀點的角力，只是《動物保護法》及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所涉及的各方，可能有所不同。
二、 是立法角力及遊說的過程，符合民主的原理，但也因為如此，各方均應提出充分之立論，以說服立法通過。
三、 應注意國會不連續之影響，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之修法，接下來２０２０年新國會產生之前如仍擱置，國會改選之後法案需要重擬重送，各方團體除可以續推法案，更應該同時關注選舉影響力，以使在新國會中能將主張入法。
四、 目前台灣環境漸趨成熟，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獸鋏、陷阱之規範，已是２５年前的產物，台灣各方環境已經改變甚多，關於禁絕態樣、管制強度、原民文化尊重與傳承，都是可以再為理性討論尋求改變的時刻。
五、 正確立法，落實執法強度與密度，現在是進一步細緻化管理的時刻。
附註
動物保護法第３條第１款：動物：指犬、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，包括經濟動物、實驗動物、寵物及其他動物。
野生動物保育法第３條第１款：野生動物：係指一般狀況下，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、鳥類、爬蟲類、兩棲類、魚類、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