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我國司法實務，對於演藝經紀合約傾向採取性質上屬非典型契約中之混合契約，尚無法歸屬法律所定之任一有名契約種類，則依民法第529條規定，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，以為判斷兩造間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）。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，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，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且無論委任契約有無報酬，或有無正當理由，均得隨時終止（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
近期，溫嵐與經紀公司一案，法院再度認為:核其性質，應不具從屬性，自非僱傭契約。而系爭合約復無從歸類於其他目前法律規定之有名契約，則本件應屬類似委任性質之勞務給付契約，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。法院復認: 若兩造互相信賴之基礎已經動搖，仍不排除被告得依民法第549 條第1 項規定行使終止權。
若進一步問，此任意終止之權，得否先行放棄?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意旨曾認：「當事人之任何一方，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，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惟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人之權利，雖非不得由當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，然按委任契約，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，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，而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，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立之基本宗旨。因此委任契約縱有不得終止之特約，亦不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適用。」依此見解，則無法透過先前的契約設計，放棄任意終止契約權。
二、經紀、影視、娛樂產業正確認識司法見解，布局經紀約
法院強化任意終止契約權之見解，對於我國演藝事業，尤其是投資面，不無影響，請參閱下文:
藝人隨時終止經紀約之司法見解深刻影響台灣藝人養成產業
但在正確認識司法見解之餘，更重要的，是如何正確布局經紀約。我國法院見解，雖肯認任意終止權，但在案例中，也一再強調，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當事人之一方，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藝人張O涵與經紀公司一案，法院依此見解判決藝人須賠償(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553號損害賠償等事件民事判決)，藝人鳳O岳與經紀公司一案，判決藝人須賠償349萬餘元。(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409號判決)
因此，在司法見解未大幅改變前提下，經紀、影視、娛樂公司如因藝人違約而決定對藝人提出請求，應特別著重於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損害賠償責任之主張及舉證。
三、面對糾紛處理要項提示
依據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損害賠償責任之主張及舉證，不能僅以"任意終止"本身主張為責任原因，因為這已經是契約任一方(包括藝人)的法定權利，已如前述。如果面對糾紛時僅一再執詞"因為終止了，公司可能會面臨如何、如何之損失"，這樣的主張，精密度尚有不足，恐怕不易獲得法院支持。溫嵐與經紀公司一案，法院認為: 原告僅以被告有終止系爭合約之行為即主張被告有可歸責之事由，尚乏所據，又終止系爭合約之效力係向將來發生，則終止契約後被告無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之義務，是原告因系爭合約可預期自被告獲得之報酬（即原告主張所失利益2,269,916 元），自難認係屬被告債務不履行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(一)藝人張O涵與經紀公司一案:
按當事人之一方，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549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復按上開規定之所謂損害，係指不於此時終止，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，非指當事人間原先約定之報酬（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例意旨參照），然非謂一切預期利益之損失，均在不得請求賠償之列（最高法院100年台上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次按，損害賠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。依通常情形，或依已定計劃、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，可得預期之利益，視為所失利益，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。該所失利益，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，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，亦非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，尚須依通常情形，或依已定計劃、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，具有客觀之確定性（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1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在藝人終止系爭合約前，唱片公司確已著手進行藝人第7張專輯之規劃與製作，惟因藝人在第7張專輯尚未發行前終止系爭合約，故第7張專輯勢必無法如期發行，則唱片公司針對第7張專輯已支出之成本（除唱片公司可取得著作權之歌曲相關費用外），亦無法期待可因專輯之發行獲得回收，故經紀公司主張藝人係在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系爭合約，客觀上應可認定。
有關賠償範圍，高等法院見解較為狹隘，僅認可其中關於服裝造型費共63萬元；惟本案經上訴後，最高法院將高達700餘萬元之二審判決撤銷，要求二審重新細細審酌。
(二)藝人鳳O岳與經紀公司一案:
法院認為:演藝人員在事實審，被認為確實有私接活動之行為，法院考量經紀人確實有為塑造演藝人員之形象，積極安排其參與各項演藝活動。演藝人員私接活動，並導致經紀人受有損害(同時間經紀人安排演出之拍攝工作受到障礙延宕導致費用增加)。法院認為，以每個違約行為處罰違約金500,000元為適當，計11次違約行為，處罰違約金。另外，在模特兒與經紀公司終止契約一案中，法院也認可了一部分終止前違約在外私接表演的違約金請求。
從以上案例，可以理解面對糾紛即將發生，或已經發生的情況，如果只主張"因為終止，所以報酬沒有落袋"，這並不是正確的主張，法院將難以支持。方向上應該強化蒐集此前的違約事實與證據，配合上正確的違約金設計，至於，因終止本身所能做的損害賠償請求，從以上見解觀察，個案差異甚大，不確定性高，相當程度取決於法官對於個案的看法，先前，從實證案例來看，或許是基於同情相對弱勢藝人，判賠金額均不高，但近期，則有幾件較高金額的判決受到注意，包括前開提到的鳳O岳判決、張O涵三審判決，這一點，經紀、影視、娛樂產業，甚至藝人本身，都要有認識。
四、可能的未來
經紀約是混和契約性質，也許不純然是委任關係，一般藝人、知名藝人或許與經紀公司是屬所謂"委任關係"性質，或"委任關係"占相當大成分，但如果我們觀察近期演藝生態，尤其是包括鄰近日韓等國，有許多是從素人形態培養，大量投資。在這種情況，如果一昧容許任意的終止權，是否將導致資本不願意投注於培養，因為法律風險太大?值得關注。
與此相同之議題，則為職業運動明星，得否任意終止與轉隊?此法律議題，則是靠導入仲裁(未必是仲裁法上的仲裁)等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加以緩和處理，以符合產業需求特性，兼顧各方權益。但影視娛樂產業與職業運動仍有本質上之不同，台灣司法見解對此何去何從，值得更多關注與討論。
但在大環境改變之前，從經紀、影視、娛樂產業的角度，您必須做的，是正確認知您的契約設計、法規認知，甚至糾紛(訴訟)策略，是否正確，正確布局，做正確而有意義的決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