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｜如果發生在台灣：法律路徑推演

一、NewJeans事件如果發生在台灣

如果同樣等級的偶像團體衝突發生在台灣，法律路徑會怎麼走？

透過前面的說明可以看出，韓國透過標準專屬契約範本造就娛樂產業框架，法院（司法）雖然是獨立的一環，從這個個案的歷程來看，基本上也偏向尊重產業既有秩序；而台灣目前並沒有類似的標準合約架構，多半仍以個案方式解決紛爭，並且寬認解約，再於個案中審查賠償。

二、期間不清或期間很長的經紀約要注意

如果要談台灣的法律路徑，第一步要先回到契約本身。

台灣不少演藝或經紀合約，長期都有一個共同問題：期間設計不夠成熟。有些契約根本沒有把期間寫清楚，看起來像長期合作，但到底幾年、何時起算、何時屆滿，常常留下模糊空間。有些則寫得非常長，甚至搭配雙方各有解釋空間的自動延長條款(例如鳳OO案)，讓契約表面上看起來穩定，實際上退出條件寫得並不夠清楚。

站在公司的角度，想把期間拉長可以理解。娛樂與經紀產業需要前期投資。選拔、訓練、住宿、形象、拍攝、錄音、宣傳、法務、社群經營、品牌鋪陳，很多都不是今天投入、明天回本的生意。沒有一定期間，投資就很難計算，風險也很難分攤。尤其整個合約草案多半是由公司方擬具提出，從最長的方式談起，當然多少有公司方的私心，這很自然。

問題在於，若契約只讓人看到「綁很久」，卻看不出前期投入與回收邏輯，在發生爭議時，藝人就很容易把它描述成不公平。粉絲在社群上一句「血汗」或「奴隸契約」，瞬間就可以讓事情討論失焦，也容易讓法官對這份契約產生心理距離。

尤其當契約還伴隨強控制、強排他，卻沒有把培訓、分潤、資源投入、階段性成果與退出條件交代清楚時，法院更容易把它放進高度屬人、信賴基礎濃厚的關係裡理解。

這種觀感一旦形成，就會加深法官走向民法第549條第1項思考的動機。因為對很多法官來說，這類契約既然以信賴關係為基礎，雙方若已徹底翻臉，是否還有必要硬撐著說它必須繼續，往往會成為第一個直覺問題。

也就是說，台灣很多經紀公司真正面對的困境，不是單純「契約不被尊重」，而是契約期間雖然設計得很長，正當性詮釋卻不相當；更嚴重的是，很多台灣娛樂經紀公司，甚至不知道台灣的司法態度，基本上會將其解釋為委任或類似委任關係，從寬認定解約。於是等到衝突爆發，法官眼裡看到的往往不是一套有投資邏輯的產業安排，而是一段已經破裂、很難強行維持的合作關係，經紀公司一廂情願主張契約內的長約約定，也是枉然。

三、台灣法院常常先接受關係已經走不下去，再來討論代價

這裡是台灣路徑和韓國最不同的地方。

NewJeans事件在韓國，很快就進入公司提起確認訴訟、聲請假處分的節奏。韓國的制度思考，很重視在本案判決前先處理市場秩序。因為對娛樂公司來說，真正可怕的通常不是多年後終局判決的輸贏，而是訴訟尚未結束，市場、品牌、合作對象與粉絲關係就已經全部重新排列。

台灣的娛樂公司及產業，當然也是希望如此。公司同樣可以提確認訴訟，也同樣有必要考慮假處分、假扣押等保全手段。

但在台灣現行實務下，案件更容易往下一步走，也就是從「契約還在不在」迅速滑向「契約如果走到這裡，代價怎麼算」，也就是違約金及損害賠償。因為在個案裡，法官看到的都是「重大爭執」(要不然，怎麼會進法院？)進法院本身就有成本，法官此時是否還能正確看到產業構造、聯想到個案對整體產業的影響，非常考驗娛樂公司及承辦代理人律師的表達與說理。

原因和台灣法院長期對經紀契約的理解有關。像鳳OO案一系列判決，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992號民事判決（103年3月19日），到後續高院與最高法院判決，都反覆顯示出同一個現象：法院知道這類契約具有屬人性與信賴性，也不否認終止的可能；真正接下來要處理的，是終止之後違約金能不能成立、能成立多少、是否需要酌減。

蔡OO案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779號民事判決（114年6月24日）、臺灣高等法院 114 年度上字第 854 號民事判決(115年3月25日)，也是相同脈絡。即使契約內規定不可任意終止，法院依然承認這類合約具有高度屬人性，得類推委任規定處理，藝人可以終止；另一方面，還是對終止前的具體藝人違約行為積極審查，並判給懲罰性違約金。這是台灣相關司法判決的典型情況：關係可以結束，責任不會自動消失。

高OO案更進一步提醒了另一件事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01號民事判決（111年11月8日）及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30號民事判決（112年10月25日），都顯示出即使法院會判賠違約金， 但台灣法院對金額的審查也非常實際，在這個個案中，即使認為藝人確有違約，最後真正支持的數字，也可能和公司原本期待差距很大。

因此，台灣這類案件的核心，往往不是把人拉回來，而是先接受關係已經很難修復，再慢慢處理誰要為破局付出多少代價。

四、固定式懲罰性違約金簡單明快，但簡單本身就有代價

台灣經紀合約經常設置固定式違約金，而且有時候可能僅對藝人一側適用。

這個看似有利於公司的設計，運作起來跟想像也不一樣。

固定式違約金最大的優點，就是簡單。它容易寫，也容易理解。對公司來說，尤其好管理，當違約情事一發生，就直接主張一個定額的懲罰性違約金，不用一開始就去論述造成如何損害，而且甚至還有遏止違約的作用。

但一旦進入訴訟，這種簡單往往也是它最大的弱點。

原因很直接。固定數額太整齊，很容易和真實損失脫節。若違約情節很重，它可能偏低；若違約情節有限，它又可能顯得過高，多數情況，會落入後者的討論。法院面對這種條款時，往往就會進一步審查，甚至酌減，即使名稱是固定性、懲罰性，法院不會因此買單不審查。

藝人高OO案，公司設計固定式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30萬元，主張藝人違約並依此請求。惟一審未予支持，二審再度審查各項證據及因素後，最後僅判賠3萬元。

相較之下，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採取與收益、剩餘期間有連結的公式設計(詳細說明，請參閱本書第3章、第4章說明)，至少在結構上比較能向法院說明：這不是單純嚇人的數字，而是試圖把前期投資、履約預期與剩餘契約價值合理連結起來。這種設計未必完美，但比起純定額條款，筆者認為更有說明力，也更接近產業現實。

五、藝人強行離開既然無法避免，契約就應先把投資敘事寫清楚

對公司來說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其實不是衝突爆發後怎麼生氣，而是平時如何把公平寫進契約，而且能客觀看得出投資與契約期間的合理關係。

也就是說，期間條款不能只是孤零零地寫一個很長的年限。它最好要和培訓安排、資源投入、形象建立、分潤模式、階段性成果、續約條件與終止效果一起出現。這樣做的目的，不是為了把合約包裝得比較漂亮，而是讓法院和第三人都看得出來：這份契約的存在，有它具體的經濟基礎與產業邏輯。

如果公司做不到這一點，等到藝人一方開始強調契約過長、不公平、自由受限時，公司就很容易只剩下一句空泛的「我培養你很多年」。那句話在商業上也許是真的，在法院裡卻常常不夠。

因此，對台灣公司來說，越早可以做的，就是設計一個公平合理的合約，把產業模型盡量完整落實在契約裡，不要再像傳統台灣經紀合約的作法，各個條文儘往有利公司方的角度設計而已。

六、違約金怎麼設計，會直接影響公司以後能不能把損失說清楚

固定式違約金不是不能存在，但如果希望日後在法院裡站得更穩，最好還是讓違約金設計能和剩餘契約期間、既有收益、已投入成本或特定投資節點產生連動。這也是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非常有啟發性的地方。它不是只給一個漂亮整數，而是試圖把違約的代價放回契約的經濟結構裡。

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第16條（契約的解除或終止等）
...
② 即便經紀公司誠實履行其義務，若歌手於契約期間中以解除或終止本契約為目的而違反契約，致本契約解除或終止者...應另按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【懲罰性違約金】：...解除或終止日前最近二年之月平均銷售額 × 契約剩餘期間（月數）。...

這樣的設計，對公司有兩個好處。

第一，它比較容易對法院說明，這筆違約金不是單純為了懲罰，而是和契約預計的履行預期有對應關係。
第二，它會逼迫公司平時就把帳做清楚，把哪些投入屬於一般經營成本，哪些投入與特定藝人或團體直接相關，分層記錄下來。等到衝突真的發生，法院要看時，也比較不會一眼就覺得公司只是事後把所有風險全部倒進對方身上。

對娛樂公司而言，這不是紙上談兵，而是訴訟成敗的一部分。因為民事訴訟最後拼的，不只是誰比較委屈，還是誰能把損失具體化、公式化、證據化。

七、事發時的公開說明，仍是必要的危機管理

2024年11月28日，NewJeans成員召開記者會並對外宣示要解除與ADOR的專屬合約。次日（2024年11月29日），ADOR也以公開聲明表達：專屬合約仍有效。2025年2月7日，成員透過香港ComplexCon主辦方對外公布新名「NJZ」。3天後，2025年2月10日，ADOR即發聲明要求媒體停止使用「NJZ」稱呼，仍應使用「NewJeans」。

很多人會以為，既然最後還是要進法院，公開聲明的意義有限，不過娛樂產業沒有這麼單純。

偶像團體的商業價值，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市場敘事與合作信心上。當藝人強行離開，品牌方、節目方、平台、廣告代理商、粉絲與媒體，不會等法院判決才做決定。市場通常會先動，而且動得很快。

因此，公司公開說明立場，雖然無法改變藝人出走事實，卻可以把難題拋給合作方，這很有必要，至少先穩住局勢。

娛樂產業裡，公開說明從來都不只是公關。我們參與非常多相關作業，整體規劃有時是以「新聞活動」方式進行，這對於定調公司立場很重要，公司必須謹慎處理。我們在《第11章｜聲明與輿論能改變什麼？》會做更多說明。

八、起訴之外，保全同樣重要，包括假處分與假扣押

如果藝人已經明確表達不再履約，甚至開始接洽其他演出、代言、平台合作，公司當然可以提起本案訴訟，例如確認契約關係存在、請求違約金、請求損害賠償。

但只打本案，通常太慢。

真正有商業意義的，如本書前面說明，常常是保全。假處分處理的是，在本案判決前，某些行為可不可以先被限制。若公司能具體說明，藝人持續另行活動會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，例如品牌稀釋、合作方混淆、名稱與商業價值流失，那麼假處分就不是單純情緒反應，而是市場秩序管理的一部分。

依據目前台灣實務運作現狀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，請藝人回來繼續履約較困難，不過若公司已有相當具體的金錢請求基礎、事證也足夠，不是不能評估採用假扣押。

民事訴訟本質上仍然無可避免帶有資本戰色彩。誰能撐得久，誰能先保住市場位置，誰能先把請求與財產關係固定下來，往往和最後結果一樣重要。這一點，無論藝人或公司，評估事態發展時都應該正確認知、嚴肅應對。

九、藝人切勿把「台灣容易解約」理解成低成本離開

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
台灣法院較容易接受這類契約具有高度信賴性，寬認藝人離開，雖然無法否認，不過這並不宜認為這是法院絕對採認、不會更動的見解。

原因在於，透過越來越多的案例檢視，法院有可能逐漸理解產業，個案正義之外必須兼顧產業健康發展；另一方面，越來越多新的公司及合約改採合理設計，這有可能讓法院更進一步去區分練習生、藝人及公司之間的關係，是不是那麼當然的「委任／類委任」；如果台灣有機會進一步往契約範本發展，那更有可能大幅改變法院以往看法。

而即便以現在法院願意先讓藝人離開，但所謂賠償責任，例如終止前已有私接活動等違約行為，仍然可能承擔違約金與損害賠償，有時金額還不低，例如鳳OO案，最後藝人被判賠達349萬4480元，也是一定負擔。

民事訴訟從來都不是純粹的道德審判。它仍然是資源、時間、證據能力與執行力的競賽，對年輕藝人來說，這點尤其殘酷，因為離開這件事，不是沒有成本。

十、良禽擇良木而棲，如有標準契約範本將兼利藝人及產業

NewJeans事件讓很多粉絲更同情藝人，這很自然。年輕、被塑造、被市場高度使用，又要承受密集輿論與控制，確實很難不讓人共感。

但若把視角往上拉一點，就會看到另一個現實：產業穩定運作依然重要，不是因為公司比較值得同情，而是因為產業是共同構築，內容製作、資源投入、品牌合作、法律管理與市場秩序，這些攸關投資現實的因素，仍應被合理估量，好的環境才有機會把藝人夢想放得更大。

若制度設計無法讓公司合理預測風險，最後受影響的未必只有公司，連新人培育與整體市場也會跟著保守。

對藝人而言，真正重要的從來不只是「能不能離開」，而是最好在一開始就選擇較值得信任、制度較健全、帳目較清楚、權利義務較平衡的合作對象。良禽擇良木而棲，放在娛樂法裡，講的就是契約前端的判斷。

對公司而言，真正值得追求的也不是把合約寫得越長越硬，而是把契約寫得公平、清楚、能說明、能被法院理解。誰先把制度做好，誰在風暴來時就比較站得住。

最後，台灣若真的要從這類爭議裡學到東西，較有保障的標準契約依然是好主意。

或許公司端某些經營者覺得，韓國標準契約是從公平會及文體部的約制而來，看標準契約範本(附錄B)到處看到對經營者限制的痕跡，不如自由議約，還可以設計很多有利經營者的條文。但問題是，當糾紛進到法院，經營者就會發現，法院並不是照本宣科依據過於偏頗的設計來決定效果，反而可能讓藝人自由自由離開，過於偏向公司方的契約設計事實上不能為經營者帶來真實好處，反而現在相互指責糾紛中，陷於不安定的局面，這完全不利於企業的長遠經營。

這不是說把韓國制度整套搬過來，而是至少應該承認：演藝與經紀契約牽涉長期培育、人格自由、投資回收與市場秩序，不能永遠只靠法院在個案裡零碎善後。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真正給台灣的提醒，從來不只是七年上限，而是從整體來看，把公司投資的角度呈現、把雙方權益作合理透明分配，然後把最容易爆炸的幾個點，盡量事先拉進契約與制度裡清楚處理。

若這件事台灣暫時做不到，那麼每一次下一個大型藝人爭議出現時，大家還是會重複同樣的循環：粉絲先表態，市場先震盪，雙方先互控，最後由法院告訴大家，關係可以結束，但代價另外計算，歷經好幾年之後，算出來的結果，也未必足以讓任何一方真正滿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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