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發立 Fali Lin｜娛樂法、AI法律 與 科技法務

今天談韓國偶像合約，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：「七年太長了吧？」 這個直覺不能說錯。對一個十幾歲就進入體系、在最關鍵的青春期被塑造成商品、品牌與公眾形象的藝人而言，七年當然不是一段短時間。問題是，如果只從今天的「七年」往回看，我們很容易看錯真正的歷史脈絡。韓國娛樂法及大眾文化藝人標準合約範本真正要處理的，從來不是單純「七年這個數字合不合理」，而是：在七年限制出現之前，韓國娛樂產業曾經歷過怎樣的真實模樣，所以才走到今天？ 七年上限不是無端出現的理想答案。 直到今天，相關討論其實也從未停止；但它確實是韓國產業、社會及官方在付出巨大代價、反覆對話與調整之後，逼出來的一條最低限度制度邊界。 聽過韓國演藝圈所謂的「 奴隸契約 」嗎？這些年比較少人這樣說了。「奴隸契約」是媒體、粉絲與社會輿論對早年「專屬經紀契約」的批判性稱呼，而且這類情況並不罕見，甚至可以說曾是業界常態。這個詞之所以會出現，不只是因為合約沒有特定期限，而是因為那種契約常常把幾件事情綁在一起：過長、幾乎無止境的專屬期間，不透明的收益分配，過高的違約代價，單方擴張的控制權限，以及從來沒有清楚的藝人退出機制。 也就是說，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條款，而是整份契約把一個人的青春、勞務、形象與市場價值，都放進一套幾乎由公司單方定義及規劃好的秩序裡。這也是為什麼韓國後來選擇以標準合約的方式介入，不是單純調整合約期間，而是試圖重建一整套讓產業與藝人都可以共同預期的產業秩序。 而把這個問題第一次大規模攤在韓國社會面前的，正是 2009 年的 東方神起 事件。 一、東方神起把問題撕開：頂流偶像也可能被困在不對等契約裡 李秀滿原本是歌手，1980 年代初赴美，在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攻讀電腦工程碩士。他後來多次提到，自己在美國親眼看到 MTV 時代如何把音樂、影像、造型、舞蹈與明星製造整合成一套工業系統。返韓之後，他思考的已不只是像過去那樣單純經營唱片公司，而是想建立一種自己在美國所看到的娛樂產業工業模式：從選秀、訓練、製作到行銷，都由公司內部控制的「偶像生產」模式。 1989 年，他成立 SM Studio，1995 年正式發展為 SM Entertainment，再以 H.O.T.、S.E.S.、BoA 等團體一步步驗證這套系統，最終在東方神起身上把它推到跨國韓流的高峰。也正因為這套系統太成功，當東方神起出人意外反過來挑戰 13 - 15年...

我們多次提示，思考生成式 AI 著作權問題，其實有兩條主線：一是 AI 訓練／機器學習是否涉及著作權侵害 ；二是 AI 產出物及其附隨衍生著作的保護問題 。今天談的「AI 生成內容算不算著作？」就跟第二條主線有關。 您也許讀來沒有太大感覺。算不算著作，真有那麼重要嗎？ 換個角度說吧。既然不是著作權法上保護的著作，那就抄吧！抄襲至少沒有什麼著作權法的問題，甚至拿去賣吧！做商業運用吧！ 這樣聽來也許令人震驚，但這不就是「著作」在著作權法上的真正意義嗎？!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一、著作：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。」法律上一般認為，所謂著作權法上之著作，須符合「原創性」及「創作性」二要件。智慧局也曾明白表示，所謂「原創性」，是指作品由著作人自行完成，只要不是抄襲或複製他人既有著作即可；而所謂「創作性」，則是指具備最低程度的創意，足以表現作者的個性或獨特性。（註1） 筆者在114年主辦一件由一鍵生成式 APP 產生之成果究竟有無著作權的爭議，並獲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。本案應可視為台灣第一件由司法機關（臺北地檢署）正面處理「生成式 AI 生成內容是否受著作權保護」的案例。 從一鍵生成到最低創作性，台灣第一個檢察官處分案的意義 生成式 AI 爆紅之後，很容易令人產生一種錯覺：各種文字、音樂、圖像大量湧現，創作似乎更加蓬勃了。但事實上，這與過去由人類精神活動主導產出的時代，已經不太一樣。大量透過生成式 AI 產出的成果，究竟有多少真的屬於傳統著作權法所稱的著作，這必須進一步探究。也就是說，不是每一個看起來完整、可用、可交易的「成品」，都當然是著作權法上的著作。 傳統著作權法截至今日為止，仍然謹守一條界線：這是不是人類精神作用下的創作性表達。這一篇要處理的，就是生成式 AI 著作權爭議中最核心、也最容易被混淆的一條線：AI 生成內容，不會因為可商用、可傳播、可交易，就當然成為著作權法上的著作，司法仍然會審查其創作性，特別是「人」的創作性。 臺北地檢署 114 年度偵字第 38OOO 號不起訴處分，已經在具體案件中，正面碰到並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依目前可探知之資料，這件不起訴處分極可能是台灣第一件由司法機關（臺北地檢署）對生成式 AI 生成內容是否受著作權保護作出明確判斷的指標案例。 一、先問的不是有沒有用 AI，而是誰完成了表達 生成...

 這份白宮文件的訊息量其實很大。 第一，白宮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明確伸手表態，並不謙抑。 第二，就目前美國 法院 已經出現的幾個案件來看，雖然還很難說已經形成最後定論，但初步走向相當清楚：只要是以合法取得的材料進行訓練，而不是直接使用盜版書資料庫之類的來源，依合理使用原則，在若干個案中，法院傾向不認為這樣的訓練行為違反著作權法。這也是白宮發布這份文件時所面對的基本態勢。整體來看，這個方向偏向有利 AI 經營者，對創作者當然形成挑戰。 第三，白宮這次已相當清楚地表態支持「訓練 AI 模型，並不違反著作權法」，並願意把這一點留給司法(法院)繼續發展。 第四，在這種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都逐步形成有利 AI 系統發展的大趨勢下，白宮又進一步回頭對國會喊話。也就是說，真正還有可能撼動這個大局的，反而是立法部門。白宮的意思很清楚：希望國會不要伸手改變這個大態勢；如果真的要衡平創作者權益，較可考慮的方向，是授權框架或集體授權補償制度。某種程度上，白宮甚至連這件事都表現得不算急切。 第五，為了回應創作者的焦慮，白宮也不是完全沒有留下保護空間。除了著作權之外，對於 AI 數位分身涉及的聲音、肖像或其他可識別特徵，如果有未經授權的散布或商業利用，文件明確支持可以建立聯邦層級的保護框架。不過同時，它也清楚替戲謔仿作、諷刺、新聞報導與其他受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表達，保留例外空間。 第六，整體看下來，行政部門用詞其實非常嚴謹，也相當禮貌、溫和；但如果把全文連起來讀，立場並不模糊：白宮目前的政策選擇，確實是比較站在 AI 業者這一側，而不是站在創作人這一側。 引述請附來源並連結至本文。 作者: 林發立 律師   https://falilin.blogspot.com/2026/02/fali-lin.html

導言 NewJeans 案真正讓人看見的，從來不只是「藝人能不能解約」，而是韓國偶像產業裡，一份專屬契約到底綁了多少東西。它綁的不是單純七年期間而已，而是從 全經紀管理、收益分配、團名商標、著作權與內容歸屬，到青少年與練習生保護 的整體產業秩序。這也是韓國標準合約最值得台灣重新理解的地方：它不是等雙方翻臉後，才交給法院一條一條慢慢猜，而是盡量在合作開始時，就先把最容易爆炸的問題寫進契約。本章就從 NewJeans 案出發，整理韓國標準合約到底先處理了哪些事情，以及這套制度設計，對台灣娛樂法與經紀契約實務有什麼啟發。 不是只綁七年，從契約看見完整韓娛產業鏈 NewJeans 案最值得台灣重新理解的地方，不只是「藝人可不可以說走就走」，而是它讓大家真正看見：在韓國偶像產業裡，專屬契約牽動的，從來不只是七年期間而已。它同時處理名字與人格標識的使用、收益的分配與現金流的掌握、商標與內容 IP 的歸屬，也進一步延伸到未成年團員與練習生的保護機制。 也就是說，韓國標準契約處理的，並不只是藝人的專屬期間，而是偶像產業從前端培育、出道營運、內容開發到投資回收的整體交易秩序。 台灣的經紀契約爭議，往往正好相反。契約簽訂時，很多事項寫得相當簡略；即使有寫，也常缺乏一個產業共同可預期、可反覆援用的標準。等到雙方翻臉之後，法院才被迫回頭逐條拆解：這一條究竟應該如何解釋？公司能不能這樣主張？藝人能不能這樣終止？違約金是否過高？團名、內容與商業窗口到底算誰的？也因此，台灣經紀契約的法律安定性往往偏低，爭議一旦爆發，雙方都容易陷入高度不確定。 韓國標準契約範本究竟先把哪些重要問題寫進去了？這些條文安排本身又有什麼制度意義？這正是本章要處理的核心。 附帶先說明的是，由於韓國標準契約會因不同使用場景而有不同範本，同一類型契約（例如歌手契約）也可能隨時間持續修正、精進，為了敘述與引用上的一致，本章及本書如未特別註明，原則上均以 「大眾文化藝術人（歌手中心）標準專屬契約（中文版）—文化體育觀光部告示第2024-0021號（2024.6.3 改正）」 為主要依據，並以本書附錄B所收中文校對版為準，先此說明。 第一節　全經紀條款與管理權 一、韓國標準契約到底把哪些權限交給公司？ （一）第2條：排他性經紀權限 全經紀是演藝合約的核心跟基礎，不論在台灣跟韓國。在韓國，藝人出道之前經歷練習生階段（現在已是韓國一...

韓國偶像專屬合約爭議中，最常被問到的一句話就是： 如果藝人中途離開，違約金到底怎麼算？ NewJeans／NJZ 案之所以把這個問題推到檯面上，不只是因為人氣高，而是因為外界、媒體討論的金額動輒就是 3000 億韓元以上 ，甚至還出現 5000 億、6000 億韓元 的媒體估算。這些數字當然不等於法院最後一定會照單全收，但它們並不是憑空喊價，而是來自韓國標準專屬契約脈絡下一套很有代表性的計算思路。 先把核心濃縮成三行： 懲罰性違約金 ＝ 月平均銷售額 × 剩餘月數 其中： 月平均銷售額 ＝ 以契約終止時點為準，往前二年的平均月銷售額；未滿二年者，則以實際銷售期間的平均月銷售額計算。 剩餘月數 ＝ 自契約終止時起，到原約定期滿日止的剩餘月數。 這個公式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數學，而是它背後的產業邏輯： 前期投入、近期營收能力、剩餘合約期間 ，三者被綁在一起。 多數人直覺會以為：違約金就是看「還剩幾年」。 但如果只看剩餘時間，會出現一個問題。 所以這套公式不是單純看「剩幾年」，也不是單純看「現在紅不紅」，而是把兩件事放在一起： 第一，是 終止前二年所展現的平均營收能力 ； 第二，是 公司原本還能期待多久的剩餘合作利益 。 換句話說，它要處理的是： 早期離開 與 爆紅後離開 ，到底應不應該是同一個代價？ 答案顯然不是。 先看 圖1 。 【圖1】一般藝人中後期型（平均月銷售額較高，但通常已接近契約後段，因此剩餘月數較短) 這是一般藝人比較常見的情形。藝人的人氣、商業價值與營收曲線通常會逐步上升。到了合約中後段，雖然 前二年月平均銷售額 已經提高，但因為距離契約期滿也較近， 剩餘月數 反而變短。 所以圖1的意思是： 平均月銷售額不低，但可乘的剩餘期間已經縮短。 這種情況下，違約金當然可能不小，但通常還有某種自然節制。因為公式裡的一高一低，會互相牽制。 再看 圖2 。 【圖2】一般藝人前期型(剩餘月數雖長，但前二年月平均銷售額仍低，因此違約金面積相對有限) 這也是藝人離開的另一種狀態：藝人仍在合約前期，雖然 剩餘月數很多 ，但因為還在累積市場辨識度， 前二年月平均銷售額仍低 。 所以圖2呈現的是： 可乘的月數很長，但前面的平均值很低。 這種情況下，違約金未必會高到失衡。因為雖然剩餘期間很長，但乘上的基數不大。 這也是為什麼...

陳綺貞與鍾成虎之間的幾件案件，最近因台北地檢署對鍾成虎提出的六項刑事指控作成不起訴處分，再次引發討論。依公開報導，這六項指控包括無故洩漏工商秘密、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設備知悉持有之秘密、背信、無故取得電磁紀錄、侵害著作財產權，以及擅自重製取得營業秘密。告訴核心並不是外界最直覺想像的「作品被拿去公開利用」合法與否的糾紛，而是鍾成虎主張，陳綺貞未經同意，將公司主張享有著作財產權或專屬授權的專輯、單曲、演唱會影音出版品及設計檔案，重製並拷貝到自己的 NAS 裝置。北檢最後認為，現有事證較接近保存用途的備份，沒有證據顯示對外洩漏或利用，也沒有證明告訴人因此受到實質損害，所以罪嫌不足，不起訴。(註1) 這個結果當然重要，但它真正值得看的，不只是「誰這一回刑事上沒有被起訴」，而是它又再一次提醒我們：台灣許多早期演藝合作，感情、經紀、授權、母帶、帳務、公司控制權，往往不是一開始就切得很清楚，而是長年混在一起運作。合作順利時，大家靠默契、靠信任、靠彼此關係撐著；等到不滿累積、關係破裂，才發現最核心的權利邊界其實從來沒有處理乾淨。這不是陳綺貞案獨有的問題，而是台灣舊型演藝合作結構反覆出現的老問題。(註2) 2019 年，雙方還曾聯名對外表示，兩人早已在兩年多前結束戀人關係，但仍是「最有默契的工作夥伴」。(註3) 回頭看，這句話其實很重要，因為它剛好構成後來糾紛的背景：私人關係先結束，但工作合作仍持續存在。 到了訴訟爭議期間，陳綺貞公開說明的重點則逐漸清楚：她主張雙方相關經紀與著作授權關係已屆滿或終止，並指鍾成虎及添翼多年未依約提供完整經紀服務及結算酬勞，且不願接受查帳；她也主張對方持續占有音樂及 MV 母帶不願歸還。到 2024 年 3 月，她更公開表示自己一直要不到所有演唱會合約，並質疑部分文件不是本人親簽，使爭議從單純的著作權刑事控告，進一步擴大為合約、授權、帳務、母帶控制與文件真實性的全面糾紛。(註2) 如果把鍾成虎這次的六罪提告，和陳綺貞過去的公開說明放在一起看，兩邊其實是在講兩套不同的法律故事。鍾成虎這邊的敘事是：公司與藝人間有契約，並據此取得陳綺貞作品的著作財產權或專屬授權，因此陳綺貞未經允許，將相關檔案複製到自己控制的設備，就是侵害公司控制下的資產。陳綺貞這邊的敘事則是：感情與工作關係都已結束，經紀與詞曲代理合約已屆滿，自己本來就有權在合約屆滿後做決定；而且從 2005 ...

NJZ（NewJeans）的故事太吸睛了。吸睛到很多人以為：這是一場「史無前例」的偶像風暴；吸睛到連不關心娛樂法的人，也被迫跟著看娛樂新聞、記者會、改名風波、禁制令與本案攻防；甚至一路看到合作方、廣告主、節目、平台如何反應、如何自保——因為誰也不想在權利鏈不穩時，被拖進風暴中心。 不過，如果把音量調小、把鏡頭拉遠，你會發現，NewJeans 案並不是特例。它只是把娛樂產業長年反覆發生的老問題，用最強的舞台燈打亮而已。那些看似戲劇化的節點——存證催告、記者會、名稱切換、商標布局、保全與禁制令——在韓國、在台灣、甚至在世界各地的娛樂圈，其實都一再上演，只是多數時候沒有那麼高光、沒有那麼快，也沒有那麼公開。 而這些看似「娛樂性事件」的背後，真正推動劇情的，跟充滿情緒的粉絲激情不同，是相對理性的「娛樂法契約」機制。 當這套機制順利運轉，它支撐的不只是夢想，還有一個可預測的市場：資本敢投入、人才敢投入、品牌敢合作、平台敢押注——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規則在哪裡，風險怎麼分，投資怎麼回收，出場怎麼安排。 但當某個齒輪卡住——例如結算不透明、名稱/IP 歸屬不穩、信賴解消、退出程序被質疑——如果各方仍持續加壓、硬推流程，機器不但不會自己修好，只會在最脆弱的地方爆開：先爆在合作停擺、再爆在保全凍結、最後引爆成訴訟與判決對決。韓國的 NewJeans 案因此成了重大事件，而台灣其實也一直有大大小小的個案，從未間斷。兩國差別不在有沒有爭議，而是爭議有沒有被制度吸收，還是只停留在被輿論放大。 只有把「風暴為何形成」講明白，娛樂產業才有可能整體進化，而不是每次都等問題炸開、再靠法院收拾。 我把早期「東方神起」等階段關於「奴隸契約」的集體震盪，視為韓娛產業 1.0 階段；把 2014 年後逐步定型、以《大眾文化藝人標準契約》為骨架的制度化階段（也就是 NewJeans 所處的合約世界）視為 2.0 階段。那麼 NewJeans 事件的意義，是否正在帶著韓國繼續走向下一階段——我姑且稱之為 3.0 的階段：更透明的結算、更可持續的練習生培訓、更能共榮共享、也能合理回收投資的機制。 台灣若認真嚴肅要把文化創意、偶像娛樂與內容產業當成政策與市場的重要議題，就不可能只停留在「爭議發生→事後裁判」的循環，更不能只想靠激情、口號與個案正義前進。你要產業化，就得把風險寫進制度；要讓投資...